8万中国人幸福观大调查：房价跌会让更多人感到幸福
2009年，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巴泽曼教授的名著《管理决策中的判断》出了第7版，他将人们在管理决策中常见的判断错误归纳为三类，其中第一类是“可得性启发式偏差”，简单地说就是：那些容易回忆、便于从人们记忆中提取的信息，往往容易导致决策偏差。
在现实世界，这样的实例层出不穷。2004年国内某媒体的一篇文章激起了公众对一次性木筷的口诛笔伐，进而升级为两会提案，促使国家有关部门2006年作出决策，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加征了消费税和出口关税。
2006年底，笔者跟随北京大学周其仁、卢锋两位教授到黑龙江调查才发现，一次性木筷的生产并不是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一采光”式的对天然森林资源的“毁灭性的采伐”，而是间伐以速生林为主的杨木桦木。然而不到一年的光景，“占中国木筷生产80%的黑龙江木筷产业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近半数企业面临破产境地”，直接影响了约20万林区贫困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痛定思痛，究其原因还是凭着“想当然”作判断，而没有深入林区认真进行实地调查导致的决策失误。
通过抽样调查得到的幸福感，是一个综合衡量人们心理和生活感受的统计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管理的满意度。近年来，尽管经济形势并不乐观，但各国关于幸福感的报道却逐渐热了起来。
2010年10月，国内一家媒体提到，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调查显示：1990年中国国民幸福指数6.64，1995年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结论是“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
笔者仔细检索了网络和国外学术刊物发现，文中所指的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幸福调查，用的是荷兰伊拉斯谟大学的世界幸福感数据库。从这个数据库中可以查到各国幸福感调查的数据，其中也包括中国的4次幸福感调查结果。将这4次幸福感调查结果换算成10分制，便可得到与媒体文章中相近的数据：1990年为6.5, 1995年为7.08，2001年为6.6，2007年为6.72。
不知何故，2007年的数据在报道中被遗漏了，并由此得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的结论。
时下浮躁之风盛行，一个缺乏依据的调查结果之所以能广为流传，或许是由于人们更愿意凭着直觉来作出判断，而不愿花些时间进行追根溯源的调查研究。
笔者在一次闲谈中曾问周其仁教授，怎么就想起来要去实地调查一次性木筷的生产过程，他的回答耐人回味：许多人云亦云的事情都经不住深入调查的推敲。
近四成半的人感到生活幸福
什么是幸福？达林·麦马虹（Darrin McMahon，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幸福史》）曾总结过西方从古希腊至今两千多年来的幸福观：在荷马时期，幸福就是幸运；在古希腊哲学家所处的时期，幸福等同于智慧和德行；在启蒙时期，幸福就是及时行乐。
在当下的中国，多少人感到自己幸福？
2011年1月12日，央视财经频道中国财经报道栏目主办的“CCTV2010经济生活大调查”调查结果将向全国披露，据主办方透露，在8万余份有效问卷中，44.7%的人感到生活幸福及很幸福，而感到自己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达到11.1%。
同时，大调查课题组授权《中国经济周刊》独家披露《2006—2009年中国幸福感分析》。
事关幸福的大调查
如何发现人们体验到的幸福感？
近年的心理学研究成果，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那就是主观幸福感调查方式，即在调查问卷中直接询问，如：“您对目前生活的感觉？A很幸福 B比较幸福 C一般 D不幸福 E很不幸福”。
问卷中的回答是被调查人个人关于自身当前生活幸福的主观感受，也是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状态的正向情感认知评价，这就是主观幸福感。
近年来，使用这种主观幸福感定义人们的生活感受得到了心理学成果的支持，心理学家卡尼曼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的幸福经验时刻都可以被这种单一的总结衡量方法合理解决”；此后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大多时候，人们都能对自己的生活作整体评估。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幸不幸福，怎么才幸福，只有公民自己说了算。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相继开始把抽样调查作为统计调查的重要方法而加以广泛使用。到目前为止，许多国家90%以上的统计调查都是采用抽样调查来进行的。实践也表明，精心设计的抽样调查完全可以在精度上胜过全面普查，因此，愈来愈多的国家都把抽样调查作为因果分析和政策评价的一种重要的方法来运用。
在中国国内，同样采用主观幸福调查问卷衡量幸福标准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下称“大调查”），被学界认为是具备良好的可靠性、有效性、一贯性以及具有很好的国际比较性，对社会总体幸福感研究来讲，整体生活幸福感对政策制定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大调查”参照国家统计局全国经济普查的抽样方法投放问卷，调查覆盖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104个城市和300个县。被调查者分布比重与各省的人口比例相协调。如河南省人口最多，调查者的比重也最高，达6.68%。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打破常规，为调查开通了投递绿色通道，使全部调查问卷明信片都在4天内顺利到达被抽样地区，确保了此次调查的高效率。2006—2009年，每年调查发放的问卷都是10万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达到了80%以上。
为了保证本调查的权威性和科学性，4次“大调查”的全部数据录入编辑、审核处理，以及统计分析均由国家统计局数据管理中心负责。
“大调查”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各个年龄段、各种文化程度、各种收入水平及各常驻地区，综合4次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部分为城镇居民。城镇居民的比重为77.7%，农村居民的比重为22.3%。
在问卷回收的8.6万公众中，包括了各个收入阶层的居民。家庭年收入2万元以下的人占40.4%，家庭年收入在2～5万元的人占44.6%，家庭年收入在5～10万元的人占12.4%，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人占2.6%。
也就是说，家庭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的家庭占到了调查总数的85.0%，可以说“大调查”是面对普通民众的调查。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对“大调查”有这样的评述：“无论是从统计学、发放的范围，还是答卷群体的结构分析上，它充分地代表了我国整个民众的基本状况。”
越富有越幸福？
更多的财富是否意味着更多的幸福感？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讨论国民的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贫穷困顿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地繁荣幸福。”但在某个极限点，高收入对一个人的幸福根本不起作用。
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提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人要想快乐，便脱离不了享受的物质手段，这在一切文明社会里主要就是财富，但是人们可以在拥有较少财富的情况下达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境地，而在财富极为充裕的情况下，却仍可能非常痛苦。和社会利害攸关的主要是财富的使用和分配问题，而不是财富的多寡。”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侧重从社会性层面来看待幸福感。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幸福首先意味着人类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而就幸福的终极价值而言，平等、自由、和谐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先决条件。
财富与幸福到底是什么关系？越富有是否就会越幸福？
根据现代经济学原理，对于“完全理性”的人来讲，如果财富越多，那么选择的自由越大，那么就更可能获得最大化自己幸福所需要的各种资源。然而对于“完全理性”这一前提假设却一直争议不断。
为进一步发现物质财富的多少与人们的幸福之间的关系，我们通过“大调查”中连续4年的随机大样本城乡居民调查数据，从不同的家庭收入、家庭收入预期变化以及家庭金融财产变化等三个方面，对我国居民生活幸福感进行研究分析。
高收入不一定最幸福
根据对答卷者定制“家庭年收入”为分组标志进行分组，组数确定为2万元以下、2～5万元、5～10万元、10万元以上4组。从连续4年的数据看，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居民生活主观幸福感相对稳定，反映的趋势基本相同。
从表1的2009年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家庭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家庭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低收入家庭的幸福感明显降低（我国目前低收入群体人数较多）；收入对居民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明显；最高收入群组的不幸福或很不幸福比重明显高于中上收入群组，说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变小，甚至出现负影响。
在图1中，“很幸福”线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升得非常明显，“比较幸福”线是一条倒U形曲线、收入5～10万元是最高点，“一般”线是一条沿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的曲线，“很不幸福”线是一条两头高中间低的正U形曲线、收入为2～5万元是最低点。说明高收入家庭两极分化的比较大，即很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重都高，而感觉一般的比重相对少得多。
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尤其是占总数近一半的2万元以下的家庭，影响极为明显；高收入家庭，收入对其幸福影响已经很小，与中高收入家庭相近，但开始出现差距；同时，收入的提高在不幸福和很不幸福人群中出现负影响，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幸福感出现分化，“很幸福”和“不幸福”两头的比例增大。
事业决定幸福观
根据2009年“大调查”数据中幸福感与“2010年预期收入”的分析结果（图2）可以看出：
个人主观幸福感受预期收入影响明显，预期收入增加的人中61.43%的人感觉幸福，而预期减少的人中只有29%的人感觉幸福，同样，在感觉幸福的人中有71.74%的人预计收入增加，只有5.398%的人预计收入会减少。
在预期收入减低的人群中感觉不幸福的比例为28.65%，远高于预计增加的6.07%和预计持平的9.02%；同时从不幸福人群看，预期收入变化对其幸福感影响也很显著。
爱投资者更幸福
为进一步分析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我们还根据2008年调查结果（图3）分析了家庭金融资产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也是影响明显，感觉幸福的人中56.42%的家庭金融资产不同程度增加，感觉很幸福的人中62.42%资产增加，而家中资产增加的有70.2%的家庭感觉生活幸福，其中43.35%的人感觉很幸福，只有5.44%的人感觉不幸福；随家庭金融资产的减少，生活感觉幸福的人逐渐减少，不幸福的人逐步增加。
为什么财富降低会对人们的幸福感有如此大的影响？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的研究表明，经济损失给人们带来的沮丧要比同等数额的收入带来的欣喜大得多。
综上所述，家庭财富，尤其是家庭年收入和家庭金融资产是反映我国居民物质生活条件的主要指标，较好的家庭财富状况自然会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机会，较差家庭财富的居民通常也是低收入家庭，他们会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得到较低层次生活基础，成长、发展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家庭财富是居民生活幸福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尽管近年来我国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目前低收入群体还相当大。因此，增加居民收入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金钱之外的幸福来源
研究表明，人们的健康状况、年龄、教育程度等因素也会影响个人主观幸福感，我们结合“大调查”数据分别加以讨论。
老年人更幸福，年轻人幸福感低
从2006—2009年调查结果看，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连续4年数据（图4）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60岁以上年龄组幸福感强，说明大部分老年人会享受生活乐趣、颐养天年、安度晚年。这与老年人的知足、物质需求低有关，也与他们豁达心态有关。老年人经过生活历练，自我有较为清晰的认知和比较客观的评价，更能以宽容的心态面对生活中的问题。
36～59岁年龄组幸福感居中，说明中年人正是事业、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主力，能明显享受自己的进步以及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体验更多的正向情感，同时，繁重的工作家庭负担，也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压力，使之幸福感低于老年人。
18～36岁年龄组幸福感低，是与就业难、收入低直接相关，与青年人的物质生活期望和实际收入的差距大有关。
教育机会越多越幸福
国内外均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幸福体验成正比。从图5表示的连续4年的调查数据来看：文化程度越高总体幸福感越强，在很不幸福人群中低学历比重最高，高学历的比重最低。
教育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性，这很可能是与现实社会中人们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有关，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越高则总体的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会越多，所以就会更多地体验幸福。
同时，教育也使人获得了感受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教育的核心是文化知识，人们通过掌握、运用知识完善了自身的人格和智慧，从本质上提升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拓展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的意义。事实证明，受教育多的人可以优先获得良性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并且这种发展可能是可持续的，他们往往更幸福。
健康是幸福之基
2007年的“大调查”中曾询问个人幸福的关键因素，调查结果（图6）得到的排序是身体健康、收入稳定、社会保障和社会关爱。但从不同幸福感群体的选项来看差异十分明显，感觉幸福的群体更注重身体健康，而感觉不幸福的群体更关心社会保障和社会关爱。
身体健康是幸福的基础。调查数据显示，在感觉幸福的群体中首选健康的比率达到了60%。尤其是在我国社保和医疗保障还远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身体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人群更需要的是社会保障、社会关爱，这也说明影响幸福的不仅是财富和健康等物质环境，社会福利、人际交往、社区建设、人文关怀等社会环境的改善更能直接降低“不幸”，从而增加幸福感。
社会让你感觉幸福吗？
就业、家庭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及主要消费情况等社会因素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是主观幸福感研究的主要部分。
就业、住房难，幸福也难
从历年的“大调查”数据（图7、图8）来看，不同幸福人群所面临的困难基本相同，前三项都是收入、住房和医疗，这说明我国居民整体生活结构还比较一致，整体尚处在温饱阶段。根据2006年统计年鉴，我国城镇居民中等偏下人群的恩格尔系数大于40%，总体处在简朴型消费结构，这与本次调查对象50%以上是家庭收入2万元以下的数据相一致。
与全国平均相比，“很不幸福”的群体更为关注就业和住房。这表明“很不幸福”的群体更希望改善物质生活状况，其就业困难更大。因此，促进就业将是改善“很不幸福”群体感受的关键。
家人有工作，幸福会更多
2008年的问卷中增加了家庭是否有失业人口选项，调查结果（图9）表明：失业影响居民幸福感是与家庭面临的主要困难的结论相一致的。失业对幸福如此重要，是因为工作岗位不仅是取得收入和地位，也是赢得尊重的主要手段。同时，工作除具有获得收入以满足当前的消费支出，还具有因工作本身而得到长期生活保障的幸福感。
“看病贵”减少幸福感
2007年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实际支出前三项是教育、医疗、房产。医疗和房产这两项与家庭面临的主要困难的选项基本一致，教育在实际支出中比重最高，可在面临主要困难中“上学”是最低的第6位。
感觉幸福的群体与感觉不幸福群体在汽车和旅游、医疗与赡抚养等支出方面形成鲜明对比。幸福的人在汽车、旅游方面均高于全国平均，而不幸福人群在医疗、赡抚养两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基础性保障不足仍是造成我国居民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购车与幸福
从2007年的调查数据（表2）看，各群体的2008年计划支出（图10）与2007年的实际支出的选择结果非常吻合，总体关注点在房产和教育，幸福人群关注汽车、旅游，不幸福群体关注医疗和赡抚养。
幸福者更关注环保
2007年调查结果（图11）表明人们在下一年最期望改善的是医疗、住房和养老，与家庭面临的主要困难基本相同，相比之下，幸福群体更关注环保和医疗的改善，说明幸福群体已体现出舒适型消费特点，希望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服务；而不幸福群体则更担心养老和就业方面的问题，希望有更好的工作与生活保障。
有房有车，就会幸福吗？
房价跌会让更多人感到幸福
随着房价的上涨，对房价的预期成了全国相当一部分居民在2009年重点关注的事情。2009年“大调查”中增加了对于居民购房计划以及房价预期的问题（图12）。
对于在预期房价不变或下跌的人，幸福感相对较高。在预期房价上涨的人中，如果房价在5%或10%以内，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如果房价上涨超过10%，则感到很不幸福和不幸福的群体比例则明显增大。房价变化有两方面的影响，对于没有房的居民也许感到房价的升高增加了未来生活的压力，但对于有房的居民来说，并不希望自己的房产贬值，相反房价上涨带来的资产增值可能会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买中档车的人更有幸福感?
2009年的“大调查”还增加了居民未来计划购买汽车价位的问题（图13）。问卷中将汽车价位的选项分为5档：5万元以下、5～10万元、10～15万元、15～30万元、30万以上。城乡居民2010年选择购买这5档车的比例分别为32.64%、35.98%、19.81%、7.38%、4.18%。
随着购车价位的上升，居民感到非常幸福的比例逐渐上升。但与此同时，幸福感的比例并非单调上升，而是在购买15至30万时达到最大比例。总的来说，更高价位的车能够给居民带来更高的幸福感。计划购车价位一方面反映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居民期望的一种生活状态。
一个很值得思索的现象是，尽管高价位的购车计划提高了人们的幸福感，但不幸福感的比例也在增加。可以看到，选择购买30万以上汽车的居民的不幸福感为19.4%，显著高于选择其他价位的居民；不幸福比例最低的是选择购买5至10万价位的居民，这个价位的汽车也是全国居民选择比例最高的选项。
高消费≠幸福感
近年来，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更多的居民将旅游作为娱乐和放松的一种方式。2009年的大调查数据包括了居民未来一年的计划旅游支出（图14），并将其分为5档：2000元以下、2000～5000元、5000～1万元、1～3万元、3万元以上。选择这5档的全国居民的比例分别为28.67%、35.97%、24.37%、7.52%、3.47%。总的说来，选择旅游支出1万以下的比例达到64.64%。
与前面居民的购车意愿对比，我们发现两者有相似的地方。选择最高的消费支出（购车价位、旅游支出）的居民的很幸福和不幸福的比例最高，但总幸福感的比例并不是最高的。幸福感比例最高的群体选择的是偏中间价位的消费。消费支出的增加并非总能给居民带来更高的幸福感。
东西南北中，哪里更幸福？
“大调查”通过对连续3年调查数据的幸福感指数和幸福感百分比的计算、分析（表3、表4）发现：
从整体看各地幸福感总体差异不大，都处在较高的水平，各地区连续3年幸福感指数平均值在3.45至3.80之间，波动幅度仅为10%左右；2009年在3.3到3.8之间，波动有所增大。但3年之间各地区的排名变化较大，所以各地的绝对排名实际意义有限。
西藏2009年最幸福
连续3次的调查数据发现：不发达地区幸福感指数波动很大，未出现连续3年名列前三的地区，除贵州外，也未有连续3年在最后3个位置的。其中，西藏是2009年的第1名、2007年的第18名、2008年的第19名；青海是2007年的第1名、2008年的第30名、2009年的第29名；吉林是2008年的第1名、2007年的第26名、2009年的第16名。同时，幸福感指数最后5名的地区基本上是中西部的不发达地区，其中， 2009年分别是（幸福感比率由低到高）：宁夏、贵州、云南、新疆、青海；前几名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其中， 2009年分别是（指数由高到低）：西藏、辽宁、福建、山东、黑龙江。
经济发达地区指数和排名不具有优势，虽然波动相对小，但整体幸福感并不明显好于落后地区，3年平均值基本处于中等。
可以看到，用两种方式对全国地区的幸福感进行排名的结果差别不大。
发达地区不一定有更多幸福感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居民生活幸福感排名总体呈现无序的波动状态，但对各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这两个主要经济指标一起分析（图15）发现：各地居民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呈微弱正相关关系。
经济发达、消费水平较高的地区整体居民幸福感并不高，未发现地区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仅表现出微弱的正相关性。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发达地区的幸福程度提升得不如预期，既是因为发达地区居民生活标准提高了，收入增加使得人们对于感觉幸福的经验也提高了；同时，发达地区收入差距大，人们在相互比较中，也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幸福体验，从而降低了整体幸福感。
收入不仅可用于满足消费，也是衡量自我价值的尺度。虽然依据经济学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收入提高，而其他人的薪酬不变，就没有人受到伤害，但社会比较告诉我们，个人的收入提高也会与其他人的幸福感相关联。所以，人们关心其相对所得，而不是所得的绝对收入，人们想超过他周边的人。而发达地区富人多、收入差大，是其百姓主观幸福感未能变得更好的重要原因之一。
发达国家居民更幸福
让我们再来从宏观层面看国家发展水平与主观幸福感关系。许多研究发现，国家的富裕程度与国家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之间有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
从人均年所得、人均GDP两个角度来观察经济发展、财富积累与社会幸福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总体上，经合组织（OCED）的大多数国家的人们生活得比较幸福，北欧等国家体现得更明显，这显然与他们国家的人均GDP高是有关的，但也有反例，如墨西哥等国家人均GDP不高，但生活满意度却比较高。
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的比较可以发现：总体上，富裕地方的人们比贫穷地方的更幸福。当收入的增加能够使人们脱贫时，收入与幸福呈现较强的正相关。贫穷时提高收入所带来的幸福感最大，随着人们越来越富有，幸福感就会持续下降。富裕的国家和地区更具备条件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更好的养老和医疗服务，从而提高健康水平、调节收入分配，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这一结论给我们的启发是：我国正处在发展阶段，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以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改善他们的幸福感。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若要进一步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还必须在百姓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生态环境、社区建设、基本人权等方面增加公共支出，改善城乡居民的社会环境和综合感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I胡大源 ●夏雨春 杨子霄）
对话胡大源：
老百姓从不用GDP衡量幸福
穿过未名湖，走过博雅塔，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静谧的四合院里，教授胡大源在堆满了世界各地、五花八门的幸福报告、书籍、数据中寻找有关幸福的答案。
1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对胡大源进行了专访，探寻幸福感调查所体现的社会真实。
《中国经济周刊》：你是从哪一年开始关注“幸福感”的？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2005年前后，我开始对“幸福感”感兴趣，当时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关于“幸福感”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关于幸福学研究更地道的是心理学家。
2006年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开始的时候，我们加入了关于幸福感的评价，5年坚持下来，积累了近40万的样本数据，可谓是“无心插柳”。现在，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了解“把脉”民意。老百姓对“幸福感”的评价从来不是GDP增长了多少，而是具体到每项指标。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种各样的有关幸福感的报告很多，有专门的职业幸福报告，健康幸福报告，还有不同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幸福报告，在这么多的报告中，这份幸福报告的不同之处和价值在哪里？
胡大源：我们研究幸福，不能老去盯着国外的数据库，应该有自己的调查，国外的数据库难免加上西方人眼中对幸福的评价因素，比如“自由”等。现在很多幸福报告样本数量太少，几千份的样本不足以代表某个区域和国家的幸福感。
调查中，与中国邮政的合作可以说是“神来之笔”，既保证了数量，还有充分的“回收率”（80%以上），充足的样本量对做统计的人来讲非常重要。而且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做的是“主观幸福感调查”，人的主观感受总在不断变化，举个例子，以1分～10分让一个人给幸福感打分，隔几天让他再做，他自己选的很可能不一样。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注意到各省市的幸福感不同，哪些地方的人们幸福感较高？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幸福感较高的城市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安徽、山东等，这些城市属于人均GDP较低，但是幸福感很高的省份。原因我想主要有两个，一是北方人本身比较粗犷，对幸福的感受没那么挑剔。另外就是参照系不同，以前北方的生活水平比南方差，物质缺乏要去南方采购。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北方人对幸福的感受也就比南方人高。但这些都是猜测，相当于调查结果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就要找到其他变量来支持猜测，不然就只能停留在假设范畴。
《中国经济周刊》：幸福感低的城市主要是哪些省市，原因是什么？
胡大源：贵州、甘肃、宁夏的人均GDP低，幸福感也较低，且比较稳定，印证了幸福感需要经济因素，收入的支持。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发现调查结果中，当房价不变或下跌的时候，幸福感相对较高，选择买房的人比例却最少，当房价不变时，选择买房的人却最高？这是为什么？
胡大源：当房价不变或下跌的时候，选择买房的人比例少符合这样一种规律：越涨越买，降了反而容易出现“持币待购”，符合买东西人的心理，当然刚性需求除外。
另外当房价下跌时，感到不幸福的人的比例也上升，这也反映了一部分有房者的感受。
另外，调查结果显示当房价“基本上不变和轻微上涨（5%以内）的时候，大家觉得幸福感高，这就说明房价在维持不变的基础上，人民的幸福感还是比较多的。
《中国经济周刊》：买车和幸福感有怎样的关系？
胡大源：十年前，以车代步，还是很引以为豪的事，我们1996年调查家庭要不要买车时，很多家庭还觉得是“天方夜谈”，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的事，而现在许多家庭的购车计划已经细分到买什么档次的车。而且从全国范围内看，汽车还没有到普及的范围，说明市场很大。
调查结果显示，并不是买最便宜的车带来的幸福感最高，从5万元以上的车开始，人们的幸福感逐渐上升，15万-30万的车让人感受最幸福。30万以上的车反而让人幸福感下降了，而且不幸福的比例加大了，这并不是说30万的车给他带来了不幸福，而是对这部分人来说，车对他的幸福感影响很小。再次印证了财富超过一定程度后就和幸福感关系不大。(记者 张璐晶)
评论：从“幸福”看中国
幸福是个玄奥的字眼。古往今来，五洲四海，上智下愚无不将其树作终极目标并且为之不懈追问：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仅作字面解释，幸福的定义并不复杂。简而言之，幸福就是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于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且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而其复杂性、思辨性则在于，这种形而上的释义涵括着人类认知与实践的千古之谜，即，意识与存在的关系如何归处？
作为主观感受，幸福与否、幸福感高低与物质条件相互分离甚至相互冲突从来都是广泛存在的客观事实。譬如说，基于个体选择，中国自古就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倡导与追从；再譬如说，基于集体共识，自我放逐于现代化之外的邻国不丹的人均GDP全球倒数，“幸福指数”却又傲视寰宇。
这些事实当然很容易解释。若就个体层面而言，人的幸福感取决于其满足感，而满足感又可以由其预期目标而决定。若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因此，处在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乃至其他社会成员间的比照，凭借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反倒容易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但这无论如何只是一种不宜泛化、神化、绝对化的一面之词，跨越了合理界限缺陷，是忽略了幸福与人们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的理解。
针对幸福主观性与客观性的二分与统一，马克思曾经作过精彩的演绎，他指出，幸福的爱情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如果一个人所爱的对象根本不爱他，不管作为主体的他爱的欲望和体验能力有多么强烈，都无法从其所追求的客体中获得真正的幸福爱情。
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需要理性认识与依从实现幸福的双向性。一方面，建立在乌托邦空想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时代个人禁欲、集体均贫式的“幸福”缺乏内在动力机制，这种静态、封闭、低水平的“幸福”不仅不值得留恋，而且其本身也必然因为缘木求鱼而不可持续。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逐渐表现出其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究其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改革开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社会成员经与过去极度贫困的生活水准纵向相比较易产生满足感，而在其后，伴随社会结构转型加速，社会分化程度加深，尤其是个人欲求趋于多元、贫富差距趋于显著，以及阶层流动趋于凝滞，这些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相对不稳定、不安全、不公平感强有力地拖累了幸福感上升的趋向。
一分为二地看幸福才能一分为二地看中国，一分为二地看中国才能既正视缺憾不妄自菲薄，也才能淡看成就不妄自尊大。我们希望并且相信，立足于全体国民对于幸福认识的理性化以及对于幸福追求的自主化，幸福终能成为每一位中国人归依的家园。
全球公众传媒摘编：GAN JAD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