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某与前妻育有儿子周甲、女儿周乙。去年9月，周某因病入院，不久医院就出具了《病危（病重）通知书》。原单位同事到医院探望时，周某请同事拨通了单位领导王某的电话，在通话中表示自己名下的存款和房屋全部归儿子周甲所有。当时周某神志清晰、表达顺畅，王某在电话中当即提醒：“口头说没用，要准备遗嘱。”5天后，周某因病去世，留下一套房产和若干银行存款。
今年初，兄妹俩因遗产分割对簿公堂。周甲认为，父亲在病危期间作出的遗产安排属于口头遗嘱，所有遗产应当归自己所有；周乙则提出，父亲当时神志清醒，完全有能力订立书面或录音遗嘱却没有这么做，因此那番电话中的表述不具备遗嘱效力，应当按照法定继承办理。
法院经审理，结合医院诊疗记录和在场证人证言查明，周某作出相关表述时虽处于病重状态，但意识清楚、沟通正常，客观上完全可以通过手机录音录像、请他人代书等法定形式订立遗嘱，且王某已经在通话中明确提示需要订立正式遗嘱，周某最终未采取其他法定形式固定其财产处理意愿，不符合口头遗嘱要求的“危急情况”的法定要件，即只有存在客观上无法以其他形式订立遗嘱的紧急障碍时，才能适用口头遗嘱规则。
此外，当时听闻周某表述的王某系通过电话远程接听，并未在遗嘱订立现场见证，也不符合口头遗嘱需“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的法定要求。据此，法院认定，周某的涉案口头表述不构成有效口头遗嘱，判决遗产由周甲、周乙二人均分，周甲需退还此前侵占的属于周乙的遗产份额。
本案中老人对身后事的安排没被法院认定为有效遗嘱，原因恰恰踩中了口头遗嘱的两个法定“红线”。其一，口头遗嘱的适用前提从来不是“病危”，而是“客观上无法以其他形式订立遗嘱”的真正危急时刻。周某当时虽已收到病危通知书，但诊疗记录和证人都证明他神志清楚、表达顺畅，手边有手机可以录音录像，身边有探望的同事可以帮忙代书，甚至接电话的王某都特意提醒他“口头说没用，要准备遗嘱”——他明明有充足的条件用法定形式固定意愿，却只作了口头表态，本质上是对自身权利的懈怠，自然不符合口头遗嘱的适用前提。其二，法律要求口头遗嘱必须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这里的“在场”是指身处遗嘱订立的现场，能够亲眼确认遗嘱人的状态、亲耳听到遗嘱的内容，而王某远在电话另一端，根本不具备见证人的法定资格。
（作者：周崎雅 作者单位：临江林区基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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